孫樹強/文 著名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其影響深遠的年代四部曲中將20世紀定義為1914年至1991年這段時期，并將其稱為“極端年代”。從嚴格的時間范圍上來講，1914年至1991年尚不到一個世紀，只能說是掐頭去尾的20世紀；從起始和結束年份來看，可以看出霍布斯鮑姆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蘇聯解體作為框定事件來定義了時間稍短的20世紀。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事件作為“短20世紀”的首尾，是因為在霍布斯鮑姆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代表了19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而蘇聯解體則代表了世界政治領域一個時代的終結。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短20世紀”只不過是為了分析的方便。

與霍布斯鮑姆不同，著名經濟史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龍在其新著《蹣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經濟史》中，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定義了一個加長版的20世紀，其起始年份為1870年，結束年份則為2010年。這個加長版的世紀實際上橫跨了3個世紀，時間長度達140年，幾乎是“短20世紀”的2倍；德龍認為，這個加長版的世紀是人類全部歷史中最具深遠意義的階段，是人類把經濟作為最主要歷史發展線索的第一個世紀，正是在這個世紀之中，人類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幾乎終結了普遍存在的貧困，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升。德龍將加長版世紀中的全球化、工業實驗室與現代公司作為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三個重要因素，這三個因素打開了曾把人類長期禁閉于貧困狀態的大門。然而，物質繁榮在全球和各個國家（地區）內部并不是均勻分布的，有些時期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甚至非常嚴重，因此還不能把加長版的20世紀當作一次勝利的疾馳，甚至不是沿著烏托邦理想之路的進步旅程，充其量只能算是無精打采的蹣跚前行。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是因為人類社會賴以組織經濟活動的基礎制度——市場體系，只承認或尊重對于其他人有價值的財產權利，并不承認其他權利或其他權利在市場中并沒有那么重要；但人們顯然認為自己還擁有其他權利，認為缺乏有價值財產的人也應該在社會上擁有影響力，社會應該顧及他們的需求和愿望。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舨妓辊U姆和德龍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定義了不同長度的20世紀，其他學者還可以從新的角度定義另外一個20世紀，這也沒什么奇怪的。歷史是一種客觀存在，只不過看我們從什么角度和立場去審視歷史，角度和立場會影響結論，甚至會影響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除此之外，也取決于我們對于客觀的歷史掌握到什么程度，粗淺的了解與深入的理解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Brook）在探討明朝商業發展的書籍《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中提到：“歷史學家就某個研究課題所寫的任何內容都絕不是蓋棺定論。探索歷史道路的真相對新一代歷史學家始終是敞開的，他們在火車軌道的新位置，會告訴你不一樣的故事。你只要確保從火車窗戶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

加長版20世紀的經濟發展動力

1870年之前，人類既處于物質貧乏之中，也對自身的處境充滿了困惑，先進的技術并沒有帶來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生活水平短暫提升之后，又被人口增加而拉回到溫飽線附近?？梢哉f，1870年之前，人類一直生活在“托馬斯·馬爾薩斯的咒語”之中。對于上述現象，還可以換一種說法，即1870年之前，技術增速一再輸給人類繁衍的能力。1870年時，工業革命已經在發生有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這段時期還不足以將人類社會徹底推上快速發展之路。如果我們采取漸進主義觀點，人類社會發展到1870年，由量變而產生質變的條件逐漸成熟。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人類社會走上了快速發展道路呢？德龍認為，實驗室、大公司、由全球運輸、全球通信以及貿易壁壘降低引致的全球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實驗室的發展改變了之前技術發明的隨機性和偶然性，可以依靠實驗人員有目的的研究來產生新的技術和發明。有目的研發和偶然性發現所產生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也被稱為“李約瑟難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在技術上都領先于世界，卻在近代遲滯不前，大大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工業革命反而發生在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林毅夫認為，之所以出現李約瑟之謎，是因為技術創新范式發生了改變。工業革命之前，所有社會或文明中的技術創新來自農民或手工藝者的經驗，由于中國人口規模較大，所以在經驗積累和技術發明方面具有一定優勢。自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后，技術創新主要來自實驗室里的研究和實驗。19世紀之后，技術創新不僅僅來自實驗，更是來自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實驗，隨機性和偶然性在技術發展路徑上的作用下降。這種范式的轉變對中國及世界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實驗室里產生的發明和各種新技術還需要一個載體將其商業化，這樣研發才有意義，也才有動力，這就需要公司制度的發展。公司以需求為導向將適當的技術轉變為消費者可以使用的產品。德龍在書中列舉了特斯拉的例子，特斯拉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是因為他的創意可以由公司負責開發和應用，西屋電氣公司為特斯拉的發明提供了資金支持，并最終贏得了與愛迪生之間的“電流之戰”，即特斯拉所倡導的交流電與愛迪生所支持的直流電之間的競爭。約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寫道：“啟動和維持資本主義引擎的基本動力來自資本主義企業創造的新消費品、新生產方式或運輸方式、新市場和新型工業組織”。

實驗室和公司發展要改變世界面貌，還需要一個催化劑，即全球化。市場規模能夠決定利潤的多寡，甚至能夠決定一種產品在最初能否被開發出來。作者在書中給出的數據顯示，1500年，國際貿易占全球產出的份額約為1.5%，1700年提升至3%左右，1850年達到約4%，到1880年，升至約11%，到1913年更是提升至17%。2023年，國際貿易金額占全球經濟規模的比重已經超過60%。

貿易的好處是勿庸多言的。大衛·李嘉圖從比較優勢的角度論證了國際貿易對于各國居民福利的意義。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一體化經濟世界帶來的凈效應是讓許多國家和地區跳上了現代經濟增長的“電梯”，把它們帶到前所未有的人均產出高度。但據劉易斯判斷，在1870年之前，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完全登上了“電梯”。在德龍看來，在19世紀之前，國際貿易主要是關系到各國精英階層的生活舒適度和精致水平，因為彼時的國際貿易產品主要是一些香料、絲綢、精美制造品、稀缺原材料等，這些東西與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關系不大。從這個角度看，彼時的國際貿易尚不構成改變經濟活動的本質力量，也未對各國經濟增長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既然全球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什么直到1870年以后才大規模發展呢？這要得益于信息傳輸速度的極大提升，以及運輸成本的大幅下降。到1870年，人們可以用接近光速在不同地區之間互通信息，裝備鋼鐵外殼和螺旋槳動力的遠洋蒸汽輪船與鐵路網絡聯系起來。在全球化的助力之下，市場不再局限于一地一隅，實驗室里的發明、公司組織的優勢具有了市場基礎。國際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將1870年至1914年間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稱作“第一次松綁”：運輸成本的大幅下降意味著產品的使用和消費不再必須通過生產地“捆綁”在一起。

加長版20世紀掠影

1870年至1914年是全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無論是從絕對水平還是從增長速度看，世界都實現了前所未有繁榮?？梢哉f，世界似乎已經初步脫離了馬爾薩斯陷阱的困擾。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將世界經濟發展進程暫時畫上了休止符，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破壞。凱恩斯在1919年還在討論，雖然“馬爾薩斯魔鬼”已經被“清除視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后，“我們或許又把它重新釋放了出來”。事后看來，凱恩斯是多慮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汽車和收音機等耐用消費品的帶動下，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又進入了喧囂的20年代，經濟快速顛簸前進，但這種前進是不穩定的，一戰結束僅僅10年之后就發生了差點摧毀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蕭條”。

大蕭條的影響就不再贅述，除了經濟災難之外，還產生了政治災難，即間接促使了希特勒上臺并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二戰期間，美國才從大蕭條的泥潭中走出來，其影響之深重可見一斑。大蕭條還強化了自一戰沖擊乃至更早就形成的一個信念：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全球經濟秩序與各國政治秩序都失敗了。它們未能恢復經濟的持續繁榮，沒有給英雄們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沒有帶來穩定且高水平的就業?，F存經濟政治秩序甚至沒有提供市場原本應該保證的權利：作為財產的所有者，可以讓你獲得安全、繁榮和權力。在許多人看來，與其繼續支持重建顯然已經無以為繼的舊體系，不如轉投勝利者的陣營。一方面是剛剛構建出來的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是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隨者所構建的社會主義陣營。在20世紀30年代初，法西斯主義是較為有形的，德國就是現實的例子；社會主義則是對理想的一種詮釋，所有人都承認已經實現的情況同理想的或者說未來可能的情況存在很大差異。而且，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在大蕭條時期要遠比資本主義強，這更增加了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類世界重新振作起來，向著真正的烏托邦前進，甚至是奔跑。除了經濟快速發展之外，二戰后的一段時期內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水平也趨向均等，至少在西方國家于20世紀70年代陷入滯漲之前這段時期，全球經濟似乎向著合意的方向快速前進。德龍在書中指出，1945年至1975年，被過去世代視作接近烏托邦的某些東西確實快速實現了，只不過沒能長久地持續下去。隨著20世紀80年代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雖然經濟還能快速發展，但似乎離走向烏托邦的道路越來越遠。德龍認為，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得以延續，是因為它把冷戰的勝利作為自己的功勞，但新自由主義卻導致收入與財富不平等更加嚴重。以美國為例，當前美國政治的極化實際上就是經濟不平等的反映。特朗普選擇的競選搭檔萬斯所著的《鄉下人的悲歌》就講述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美國社會的撕裂過程。

加長版20世紀的三種理念之爭

1870年至1914年這段時期，自由市場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主基調，雖然這段時期經常發生經濟周期波動，但總體上經濟卻實現了較為快速的增長。按照霍布斯鮑姆的標準，這段時期之中，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法律憲政結構上屬于自由主義，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為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進程，一戰后，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實踐在蘇聯成為現實，社會主義給出了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道路。早期的社會主義認為市場是一切邪惡的根源，主張通過中央計劃來實現經濟的重構，并消除資本主義中所存在的剝削、壓迫和嚴重的經濟不平等。

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的大蕭條則為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土壤。大蕭條提出了資本主義自身難以解決的經濟困境，人們在這種困境中思考躊躇，摸索著前進的道路。自由資本主義似乎難以重建，而有些人對社會主義也存在抵觸情緒，此時法西斯主義看似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法西斯主義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讓世界經濟為其民族群體服務，正是這個目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人類悲劇。希特勒在尋找解決德國人口快速增長問題時說到：“如果歐洲需要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從蘇聯獲取，這意味著德意志帝國必須再次踏上過去的條頓騎士團的征途，用刀劍為德國人獲取可以耕作的土地、滿足國民日常需要的食品。”

幸運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并沒有因為法西斯主義的沖擊而日漸衰微，正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聯合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挑戰，最終將世界重新拉回了繁榮發展的軌道?；舨妓辊U姆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時期稱為“大災難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雖然局部地區時而發生沖突和動蕩，但人類社會實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舨妓辊U姆認為，在二戰結束后的25年至30年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改變，恐怕要遠勝過任何長度相當的歷史時期。

技術的能與不能

推動加長版20世紀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技術進步。1870年以來，技術變革及其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以及相應的問題和調整，推進速度和猛烈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阿瑟·劉易斯發現，1870年的富人擁有的物品與1770年的富人幾乎一樣，只不過在1870年的富人擁有的物品可能在數量上更多，如更多的住房、更多的衣服、更多馬車、仆人等，相隔一個世紀的人所擁有的物品并沒有根本上的差別，只是數量多寡不同。1870年之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與之前的人相比，1870年以后人們逐漸擁有了前代人聞所未聞的物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也是很好的例證，4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之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早已稀松平常。2018年，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曾寫了一篇題為《我國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的文章來回顧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

1870年時，經濟的技術前沿是鐵路和鋼鐵廠，到1903年已經變成發電機和汽車，1936年則是生產流水線和飛機，1969年是電視機和火箭，到2002年變成了微處理器和萬維網。未來一段時期，人工智能（AI）則非常有可能成為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引擎。

根據德龍的估計，1870年是一個轉折點，在這個時間點之前的一段時期，應用于經濟之中、關于如何馴服自然和組織人力的有用知識存量年均增長率僅為0.45%，而在1870年至2010年間，年均增長則達到2.1%，幾乎是之前的4倍。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知識快速進步，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

技術變革除了帶來新的和更好的產品之外，其最大的作用還在于提升生產效率方面。長期來看，經濟持續增長要依靠生產效率的不斷提升，1870年至2010年這段時期的經濟快速增長正是依靠上面提到的各種技術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而引致的。但技術進步并不是線性的，按照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的說法，隨著“低垂甚至中等高度的果實也被采摘”，技術進步注定會慢下來。以美國為例，2006年至2016年實際人均GDP增速僅為0.6%，1996年至2006年則為2.3%，1976年至1996年為2%。

紐約聯儲最近發布的一篇文章研究了21世紀以來美國生產率下降問題。文章指出，在整個20世紀，穩定的技術和組織創新，以及生產資本的積累，促使美國勞動生產率以每年2%左右的速度穩定提升。然而，過去20年來，勞動生產率（以每小時勞動的增加值衡量）出現了放緩趨勢。這種放緩在制造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且生產率放緩這一現象似乎在制造業的各個子行業和不同規模的公司中都普遍存在。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只是指出了美國制造業生產率放緩這一現象，并沒有研究生產率放緩的根源。

從辯證法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巨大的好處也伴隨著巨大的傷害，技術除了推動經濟發展之外，有些人也在利用技術去從事剝削、統治乃至欺壓。作者在書中指出，加長版的20世紀見證了我們所知歷史上最殘酷和最血腥的某些殘暴統治。實際上，即使不考慮利用技術剝削和壓迫問題，技術變革的影響也不是對所有人都相同的。例如，有些技術取代了人力勞動，勞動者就會面臨失業，技術對這部分群體就產生了負面影響。

在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中，技術進步一般有三種設定方法，一種是將技術進步放在生產函數之前，即技術進步對資本和勞動力的影響是相同的，另外兩種則是將技術與資本結合或與勞動結合，即技術進步是資本增進型或勞動增進型的。很明顯，技術進步的影響是復雜的，尤其是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被破壞的部分必然承受著技術進步的成本和負擔。

技術本身無所謂好壞，只是看如何使用技術。理想的狀態是，如果技術對某些群體產生了負面影響，政府要采取措施來降低這種負面影響的程度，而不是放任技術的不利影響無序蔓延。

市場的能與不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市場經濟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市場經濟通過在草根層面提供激勵和協調，從而能夠解決自身所提出的問題。哈耶克認為，市場中的價格信號是一個指揮棒，能夠指導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可以實現產出最大化。但這里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即產出最大化可能并不意味著經濟結果就是合意的，市場可以帶來增長和繁榮，但并不必然帶來公平和社會正義。從哈耶克的角度看，甚至不能對市場提出公平和正義的要求。

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則認為，市場經濟承認的是財產權利，因此它給自身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給擁有財產（或者說市場認為具有價值的那部分財產）的人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如果你沒有財產，在市場中你就沒有權利；如果你擁有的財產不具有太高的市場價值，你的權利也很有限。在《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也被譯為《大轉型》）一書中，波蘭尼深刻地指出，純粹的自律市場只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毒拮儭愤@本書于1944年出版，巧合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在同一年出版。

市場給予，市場拿走，贊美市場的護佑，這句話只能是有條件的正確。市場能夠解決很多問題，但有些問題是市場無法解決的。我們要相信市場，依靠市場，但也要糾正市場的失靈。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不是唯一線索；市場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非經濟領域，市場的作用空間則非常有限。

在1870年代初，即德龍所謂的加長版20世紀的起點，政治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對1770年至1870年的英國工業革命進行了關注和討論，穆勒發現，他周圍的世界仍陷于貧困和苦難，彼時的技術進步還遠未減輕人類日常的辛勞：“只是讓更多的人口過上同樣辛苦而禁錮的生活，讓更多的工廠主和其他人發財。”與穆勒類似，彼時的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也認為，為了有效利用日漸稀缺和寶貴的煤炭，必須立即削減工業產量。在這種悲觀主義流行的氛圍中，似乎看不到即將到來的爆發式經濟增長。

恰恰是在穆勒和杰文斯發表悲觀看法之時，世界經濟開啟了德龍所說的長期經濟增長歷程，即使在較為遙遠的未來回望這段歷史時期，也會發現這段時期的與眾不同。但增長中也有煩惱，發展的成果并沒有被所有人均勻共享，有些時期貧富差距甚至非常嚴重。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德龍才認為人類是向著烏托邦蹣跚前行?？v然是蹣跚前行，也要比后退要好很多，德龍在書中指出，無論是蹣跚前行還是快速疾行，只有傻瓜才會有意無意地朝著接近全球普遍貧困的悲慘方向后退。后退實際上是離理想中的烏托邦越來越遠，而蹣跚前行則是在行進中還有校正的機會，從而逐漸趨近于通向烏托邦的路徑。